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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轉型道阻且長 銀行爭相做金融業“碳”路者

                日期:2021-07-05來源:標簽:

                隨著“30·60”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中國經濟全面開啟低碳轉型之路,金融機構的綠色轉型規劃也被提上日程。這意味著,銀行投融資業務的二氧化碳凈排放量也必須逐漸歸零。證券時報記者了解到,不少銀行已經給出相應的碳中和達成時間表,轉型節奏基本與“30·60”目標接近或略有提前。


                “銀行做綠色金融最大的變化就是,之前全靠自覺,現在是必須做、不得不做。”一位業內人士如是說。


                多位銀行業內人士告訴證券時報記者,實際上,一些高碳行業發達地區的銀行機構早已開啟信貸資產轉型,並主動參與客戶轉型進程。但必須承認的是,國內大部分銀行從業人士對綠色金融的理解仍停留在概念層面,金融機構的數據獲取、信息披露等外部條件尚需進一步改善。


                時間表正陸續設定


                2020年9月,中國首次對碳排放作出承諾,要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並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即經濟社會活動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與二氧化碳移除量相等。隨著這一“30·60”目標得到明確,綠色金融市場的發展也按下了加速鍵,金融機構的綠色轉型時間表也日漸清晰起來。


                今年5月底,浙江湖州制定了首個地方銀行業的碳中和轉型目標——要在2028年前實現轄區所有銀行機構自身運營“碳達峰”,2058年前實現自身運營及投融資業務完全“碳中和”。中信集團也在5月10日宣布,要力爭於2025年實現碳達峰,2050年實現碳中和,比國家層面的整體目標分別提前5年、10年。


                匯豐、花旗、渣打等外資行也紛紛設定明確的時間表,目標均為在2030年實現自身運營凈零碳排放,到2050年實現融資活動凈零碳排放。


                從相關公司已提出的“碳中和”具體目標來看,銀行普遍要在自身運營和投融資兩個層面實現凈碳排放歸零。這意味著,銀行不僅需要拓展綠色業務,還需要對全部投融資活動,包括存量資產和業務流程進行重塑。


                “如果2030年要實現碳達峰,金融機構屆時投到綠色低碳領域的主要貸款資金肯定要超過非低碳的行業,這樣才能夠逐步地達到峰值。”中投協咨詢委綠創辦公室副主任郭海飛告訴證券時報記者,“對於金融機構來說,這個時間設定帶來的壓力其實挺大的。”


                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末,中國綠色貸款余額為11.95萬億元,較去年增加約1.17萬億元,而實現碳中和目標需要的資金量是百萬億級別。根據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的研究,中國要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每年需要資金3.1萬億~3.6萬億元;要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需要在新能源發電、先進儲能和綠色零碳建築等領域新增投資至少139萬億元。


                “我們註意到,從去年開始,氣候風險壓力測試便頻繁出現在各大中資銀行的年報和清單當中。”匯豐中國相關負責人也向證券時報記者指出,中資銀行在綠色標準制訂和氣候風險評估方面非常積極,各項細節都在努力推進,“這都表明金融業面對挑戰,深知時間緊迫,正在快馬加鞭、采取行動”。


                綠色轉型路在腳下


                有資深銀行人士告訴證券時報記者,大約在十年前,銀行業已經開始意識到,高碳行業並不是經濟整體發展的長久之道。“傳統鋼鐵、煤炭、木材等高碳行業本身項目不小,占資金量大且周轉緩慢,汙染嚴重。”該人士透露,“國家在限制這類高汙染行業,銀行也逐漸退出。”


                銀行在實踐中的深切感受是,產業在升級換代。比如,風能發電可以取代原來的發電模式,這類企業初期通過政府融資,銀行再加大力度慢慢扶持。“傳統行業高碳的、大型的項目其實已經比較少了,主要進行的是碎片化的信貸投放,比如小行業,針對效益不錯、納稅情況又很好的這類企業。”上述從業人士說。


                有區域性銀行高管還告訴證券時報記者,過去產業結構比較單一,信貸項目帶有一定的計劃性、扶持性,“有的比較具有地方政府色彩,比如支持地方經濟、支柱產業等,但現在隨著產業的多元化,項目投放的策略也在改變”。


                “近年來,隨著金融機構開始重視綠色脫碳轉型,商業銀行在篩選項目時一般會加入‘環境風險因素’。”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分析師周茂華談及金融機構的綠色脫碳時表示,環境風險因素已越發引起機構重視,例如項目汙染情況、資源消耗與利用率、是否存在環保問題、是否存在危害附近居民健康等。


                伴隨產業逐步升級,銀行在投融方面也適時建立起各自的評估方法。證券時報記者從花旗中國相關部門了解到,花旗集團通過氣候風險熱力圖的方法,初步評估了受氣候風險影響較大的行業和相應的信貸敞口。具體來說,就是將所有的行業和子行業進行排列,把氣候風險拆分為轉型風險(由氣候相關政策、技術及市場導致的行業轉型)和物理風險(極端氣候事件)。


                “借助這種方法,我們得以快速地審視我行所有的資產,以便盡快確認氣候風險最高的相關行業,隨後進一步評估、管理、降低此類風險。”花旗中國相關部門負責人向證券時報記者透露,如此一來,可縮短影響ESG表現的項目之融資期限,減少對這些項目的信貸敞口等。


                一位外資行高管也向證券時報記者指出,得益於綠色融資成本的優惠,企業方面已經越來越看重ESG等維度的評價。“無論是股權市場還是債券市場,投資人對綠色資產的需求越來越大,從而降低了相關融資成本,由此帶來的成本優勢也吸引越來越多客戶選擇綠色融資工具。”他表示。


                有意思的是,有銀行人士向證券時報記者提到,近兩年,在普惠金融引導、扶持中小企業的帶動下,也催生了許多綠色項目的發展。“比如智慧電子、智慧物業與電商之類的,都減少了人工的浪費和不必要的流通環節。”該人士進一步表示,這些與民生和降低碳排放有關的項目,銀行也完全能“夠得著,扶得上”。


                目標與收益咋平衡?


                證券時報記者了解到,相比於以往的信貸項目,綠色項目投資回報期更長,金融機構在轉型過程中如何平衡短期收益仍是一大難題。同時,當前相關項目的環境氣候風險量化難度較大,以及不少綠色項目企業缺乏必要抵押品、商業銀行綠色項目風險識別能力有待提升等,均是綠色信貸風險防控的難點與痛點。


                華北地區某銀行人士告訴證券時報記者,如何處理銀行資產端的存量與增量,是目前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一些高碳經濟占比較大的地區,可能地方銀行的高碳行業信貸資產存量較大,資產質量其實也不差,但如果全部立馬投到低碳資產去,又達不到原來的回報率。所以,就需要金融機構和地方政府一起來推動。”該人士指出。


                “過去由於銀行業競爭激烈,業績指標考核嚴格,企業鮮有充分披露項目對環境影響的指標,且項目對環境影響的量化相對較難等,商業銀行在篩選項目時更多考慮的是項目的收益與風險,對於項目的環境影響考慮並不多。”周茂華表示。


                銀行對綠色項目的投入往往需要高於現有的貸款項目,這也讓銀行有所卻步。“很多銀行確實不願意去大力做,企業也不願意,因為不單單是多了工作程序,而且在實際的項目建設過程中,成本肯定是比非綠色的高,短期利潤可能還比較低。”郭海飛向證券時報記者直言,“綠色項目收益回報期較長,前期審批又需要有第三方機構介入以幫助核實具體項目是否‘綠色’,並評估項目的階段價格效益之類的,這都需要時間、金錢和人力。”


                周茂華也告訴證券時報記者,短期看,由於傳統碳經濟相關資產擴張受限,部分綠色項目成本相對較高,綠色項目的增加可能對銀行盈利構成一定影響,這需要一個過程來逐步實現。


                此外,“30·60”目標提出時間尚短,一些行業仍待具體的綠色標準出臺,各類標準之間的對接也亟待完善。例如,行業標準如何與金融體系內的綠色金融標準有機結合起來,為金融機構提供可執行的參照。


                “目前,要實現這一點還存在缺乏外部數據的問題。”郭海飛告訴證券時報記者,金融機構在對項目進行具體評估時,常常較難取得關於碳排放的定量數據,“就像綠色建築,這棟建築一年消耗了多少水電、行業平均水平是多少、減排目標是要達到多少……如果這些數據能夠給到金融機構,其實金融機構是會信服也很願意來做的,但現在對綠色建築的評價標準很復雜,對於關註數據的金融機構來說並不友好。”


                有所為有所不為


                不可否認的是,“30·60”目標的提出,給中國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帶來了較大挑戰。


                “很可能短時間成本會上去,所以轉型的壓力是巨大的。”浦發銀行行長潘衛東近期在該行股東大會上指出,不單是從銀行的角度,從社會的角度也都要正確理解綠色金融。“這個過程需要專業的能力和專業的判斷。”潘衛東還強調,“這裏面最核心的部分是要把綠色金融的產品體系,特別是創新能力培育起來。”


                “一些綠色項目有的銀行能做,有的銀行不一定能做,機構之間的創新和產品設計能力差異就在這裏體現出來了。”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例如,針對綠色農業的欠收問題,有的銀行就會利用農業保險或者期貨市場進行一定風險對沖。”


                但他也認為,銀行能涉足的綠色項目範圍,最主要還是取決於國家政策的覆蓋面。如果一個行業沒有具體的政策標準,金融機構就很難在這裏找到一個可行的商業模式,“例如建築減碳,國家沒有強制性要求一棟樓碳排放要在多少以內,否則就不能開發,這個責任沒壓下去,行業就沒有需求出來。”


                歸根結底,金融機構不是公益機構,需要做風險收益的平衡。魯政委認為,銀行脫碳過程中也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有可行的商業模式才能做文章”。


                “綠色信貸也是信貸的一部分,這意味著現有信貸項目的風控機制和成本收益原則等大的方向不會有變化。”中國銀行香港金融研究院經濟研究員丁孟也向證券時報記者表示,但相比其他信貸,綠色信貸更加註重考量項目是否真正綠色環保,並進行後續跟蹤。


                他建議,一方面,銀行可以基於人民銀行發布的和國際上通行的綠色項目標準進行認定;另一方面,在一些細分的專業領域,銀行可以借助專業評估和認證機構的專業知識,進行綠色項目的認證和篩選。


                證券時報記者了解到,一些“走得快”的銀行已經在這些方面有所實踐。例如,花旗集團在交易及信貸審批環節制定了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 Management,“ESRM”)政策。ESRM部門由特定的專家組成,會對相關的每筆交易進行審查、分類,然後與客戶經理和客戶合作,適當地管理和減輕相關風險。